一、蒋干。蒋干首次游说周瑜，已然多次受辱，但报效曹操之心不死，曹操欲派细作去打探甘宁、黄盖、阚泽的内应问题，如此龙潭虎穴，曹操说：‘谁敢直入周瑜寨中，探听实信？‘蒋干不顾前番盗书之罪，再次舍命相投，周旋于周瑜、孔明等人杰左右。真是文人中的虎胆英雄。让我们再次温习蒋公的豪言：‘某今愿舍身再往

　　，回报丞相。‘

　　二/三、范疆、张达。张飞，万人敌，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而范公、张公面对张飞是毫无退却之意，取飞之首级亦是手到擒来，张飞在此二人面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范公、张公真来世之奇迹！

　　四、许贡手下三门客。这三位义士，为主报仇，即使面对威名正盛的小霸王孙策，依然敢痛下杀手，其情谊比肩桃园，气势不逮豫让、荆珂，最终与孙策同归于尽。此三人高义，故同列之，据说日本有他们的祭院。

　　五、秦琪。关羽过关斩将，杀孔秀、韩福、卞喜、王植等，到了秦琪处，小将军依然胆色惊人，面对杀红了眼的关羽，依然怒斥其残暴行径，并对牺牲的几位同事表示惋惜。当杀人者关羽举出颜良、文丑来打比方时，小将军秦琪居然毫不退却，曰：‘那些全是无名小将‘，然后上前奋战至死，壮哉！

　　六、魏续。魏将军乃吕布手下降将，曹操与颜良战白马，魏续同伴宋宪战不三合，被颜良手起刀落，斩落阵前。连曹操都大惊曰：‘真勇将也！‘而我们的魏将军却丝毫不怯阵！大吼一声：‘杀我同伴，愿去报仇！‘其实魏续知道自己的武艺还不如宋宪，但为了兄弟般的情谊，上阵报仇，何其悲壮！真是风萧萧兮白马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于是，魏续将军交马只一回合，被照头一刀，劈于马下。

　　七、王朗。老人家年逾七十岁矣，仍不顾个人安危，与素有铁齿铜牙的后辈诸葛亮阵前对骂，虽明知孔明功力在他十倍之上，但老人家依然胆气十足，豪气直冲斗牛曰：‘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真不愧为骂界泰斗也---尽管后来悲惨了点儿。

　　八、杜远。此公乃山大王，和廖化一道劫持了刘备的甘、糜夫人，杜远在即使知道他们的保镖是关羽，且又是刘备的媳妇，依然不退缩，并且布行仁义，愿与廖化一人分一个，真是羞死王英、气死宋江矣！后来，廖化杀了杜远。但杜大王之要色不要命的贼头形象给我们流下了深刻的印象。

　　九、督邮。督邮这位无名英雄，面对叱咤风云的刘关张哥仨，仍坚持原则，该收的黑钱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哪怕你是‘非常之人，帝室之胄‘，真乃后世贪官们的楷模与精神领袖。

　　十、周善。孙权称他‘最有胆量‘。周公敢在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精英的眼皮底下，偷运孙夫人及阿斗，何等气贯长虹！当赵云跳上船头侮辱孙夫人时，周善忍辱负重，急中生智，将船以极其猛烈的速度滑向东吴，差一点活捉赵云，可惜张飞出现，未能成就此千古壮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猛将张飞，周善提刀来迎，欲做最后一搏，可惜未能生还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地理知识错误举要

　　王长明

　　小说《三国演义》在文学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书中却存在着为数甚多的地理知识错误。该书虽经多次校勘，但此类错误却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得到订正。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地理知识错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行政区域治所错误：

　　最典型的是“荆州”。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七十多回涉及到荆州。作者并不知道当时荆州的治所即荆州城在何处。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刺史时，将州治由汉寿(在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了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城区的襄阳古城)。赤壁之战后，孙权控制了荆州的核心区域——以江陵为中心的南郡南部地区及江夏郡的南部。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治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的荆州古城地区)。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后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及江夏郡，移治于江陵，关羽大意失荆州于吴，吴荆州亦治于江陵。

　　而作者所写的刘表时期的荆州城并不是襄阳，而是江陵：第34回写刘备应邀到荆州与刘表相会，蔡瑁欲害之，不成。刘备逃回新野，蔡瑁又欲在襄阳加害刘备。其中第10段写道：“次日，瑁禀表曰：‘近年丰熟，合聚众官于襄阳，以示抚劝之意。请主公一行。’”后文又写道：“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命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见第40回第5段)。”“(曹操)又恐水路被玄德夺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荆州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已备知襄阳之事，料不能敌曹操，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见第42回第11段)”。

　　赤壁之战后，孙，刘之荆州治于江陵，如我们熟知的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故事中的荆州城均指江陵。而作者在写到这些史实的时候，却把荆州城，南郡城江陵(南郡治江陵)当作两座城市来写。如第51回写赵云趁周瑜与曹仁激战于南郡城外之机夺了南郡城，该回最末一段写道：“瑜命且回军商议，使甘宁引数千军马，径邓荆州；凌统引数千军马，径取襄阳；然后却再取南郡末迟。”又如第49回第11段中写道：“云曰：‘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

　　再如第56回讲周瑜欲用假道伐虢之计取刘备控制下的荆州，最末一段说：“战舰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进，看看在公安，并无一只军船，又无一人远接。周瑜催船速行，离荆州十余里，只见江面上静荡荡的。”公安县在江陵古城东南约35公里，按作者所述，刘备之荆州在公安附近，且处公安上游，则应指江陵无疑。而也是在这一段与周瑜取荆州不成，在城下勒马便回，这时有人来报：“关某从江陵杀来”，这就表明作者笔下的刘备之荆州城并不是江陵。

　　还有第75回倒数第2段写道：“权谓吕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处如何收复？’”按史书记载，本回所讲吕蒙用白衣渡江之计所袭取的荆州城正是糜芳所守的荆州及其所辖南郡的治所——江陵。

　　类似地书还将兖州城(兖州时治鄄城)与鄄城，徐州城(徐州时治下邳)与下邳分别当做两座城市来写。

　　二、“赤壁”杂揉诸说

　　关于赤壁在何处，千余年来学术界有蒲圻(今湖北省赤壁市)、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汉川(湖北省汉川市)、汉阳(指汉阳县，即今武汉市蔡甸区)、武昌(指武昌县，即今武汉市江夏区)等五种说法。历史小说当然不同于历史学专著，它对这个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取哪一种说法都无可厚非。关键是不能杂糅几种说法，弄得几不象。小说《三国演义》恰恰犯了这方面的错误。

　　第45回写赤壁之战前，周瑜率军“依西山结营（见第1段）”，刘备带兵“至樊口屯扎(见第4段)。”其中樊口、西山(又称樊山)均在今湖北鄂州西郊，北与黄州赤壁隔江相望，这就证明作者采用的是“黄州赤壁说”。但在第48回第3段中写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在水寨内与诸将饮宴，其中有一句是：“操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南屏山在蒲圻赤壁的南面，乌林则位于湖北洪湖市境内，南与蒲圻赤壁隔江相望。既然曹操在位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市区)之间，南望樊山(即西山)的黄州赤壁，那他又如何能看到直线距离约150公里以外的蒲圻赤壁附近才有的南屏山和乌林呢？

　　还有第49回第8段写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兵力部署，第50回写曹操赤壁兵败后的西撤到南郡江陵的路线时又将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宜都(在今湖北省宜都市)当作黄州赤壁附近的地点来写。殊不知，彝陵、宜都到五个赤壁中最西的蒲圻赤壁的直线距离就有240公里和220公里，二者到最东的黄州赤壁的直线距离更是达到了350公里和330公里，二者与“赤壁”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

　　并且作者所写的曹操从赤壁西撤南郡的路线更是“乱”得一塌糊涂。他说曹操赤壁战败后，“只得望彝陵而走”，经过“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再走南彝陵大路，又过华容道，抵达南郡城。如前所述彝陵、宜都与“赤壁”不相干，而作者不但把它们生拉硬扯到了一起，而且还把彝陵、宜都从南郡城、华容(县治在今湖北潜江市西南)的西面“搬”到了东面。另外，曹操西撤途中并未经过彝陵、宜都的辖境。史书中记载的曹操撤军路线为：自赤壁经华容道抵南郡城，然后留曹仁镇守南郡，自己率部回北方。

　　不仅如此，作者还把赤壁之战写成了三江口之战，作者认为曹操的营寨在三江口附近，第50回第2段有“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一语，第49回的标题就叫“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显然他把三江口与黄州赤壁混为一谈。看来作者并不知道黄州赤壁就在他所写的周瑜、刘备屯兵的西山、樊口的斜对岸，这里到位于黄冈、鄂州两市交界的三江口已有三十里之遥。

　　三、地理方位错误，例如：

　　1、第6回第6段讲“(董卓)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接下来第9段讲董卓行至荥阳，其部将徐荣、吕布与曹操发生激战，董卓取胜后，“自往长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挟天子及后妃由洛阳西去长安，应经过新安、渑池，陕县等地，怎么可能走到洛阳东面的荥阳呢？史实是董卓当时并未与汉献帝一同去长安，而是留在了洛阳毕圭苑中。此后，董卓的军队与曹操，孙坚等反董势力先后在荥阳、梁县等地交战，董卓直至次年农历四月才到长安。并且本回第6段讲董卓焚烧洛阳宫室，“长东宫庭，尽为焦土”，长乐宫与未央宫齐名，均为西汉建在其首都长安的宫殿，而不在东汉的首都洛阳。故此句应改为“洛阳宫庭，尽为焦土”。

　　2、第52回第4段讲刘备得荆州南郡后，欲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玄德大喜，遂问：‘四郡当先取何郡？’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后湘江之东取桂阳，长沙为后。’”事实上，由荆州城(南郡江陵)往南先为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西)，后为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市)，长沙郡(治今湖南长沙市)、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一近一远，则在荆州城东南方向。并且零陵郡地跨湘江东西两岸，郡城也处在湘江之东，并非作者所谓“湘江之西。”故而可按逆时针方向的南征路线将此句改为：“荆州以南，武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零陵；然后取桂阳，长沙为后。”

　　3、第57回第9段写庞统到荆州城投靠刘备，刘备对他说：“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二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耒阳时属桂阳郡，其地在今湖南衡阳市所辖的耒阳市，耒阳在荆州城(江陵)东南约九百里(指直线距离)，而不是荆州城东北一百二十里，荆州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则是在今湖北潜江、沙洋一带。

　　4、第57回第1段，写周瑜取荆州不成，便率军与吴候之弟孙瑜一同去取西川，行至巴丘，人报上流有刘封、关平截住水路。此时又接孔明书信，周瑜被气死。巴丘即今湖南岳阳市，巴丘在荆州城江陵下游，周瑜由荆州城逆江而上去西川，怎么能走到荆州城下游的巴丘呢？史实是：刘备借得荆州之前，时任南郡太守的周瑜赴京（今江苏镇江）向孙权提出：他与奋威将军孙瑜一道去取益州(即作者所谓西川)，夺汉中，然后留孙瑜镇守，并与凉州马超结盟，自己回师与孙权一同取襄阳，北图中原。此建议得到孙权的批准。周瑜于是返回江陵，欲将此计划付诸实施，不料途中染病，卒于巴丘。

　　四、误解地名含义，例如：

　　1、“浙江”。

　　“孙策出马，谓王朗曰：‘吾兴仁义兵，来安浙江’”(见第15回倒数第5段)显然作者将“浙江”理解为浙江省，实际上“浙江”本为河流名，即今钱塘江的旧称。唐置浙江东、西道，“浙江”始用于政区名，明置浙江省，“浙江”才成为政区名称。浙江省之地在两汉及三国时分属吴郡和会稽郡。本回所讲孙策大战严白虎一事，《三国志．吴志．孙策传》中相应的记载有“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一语，故此处当改为“来安会稽”。

　　2、“陕西”。

　　“张济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见第13回第14段)。”这句话在《三国志．董卓传》中对应的记载是：“张济自陕和解之”，《后汉书．董卓传》也有“张济自陕来和解”的记载，这个“陕”字系指弘农郡陕县，即今河南省的陕县、三门峡市一带，而不是作者理解的陕西省。“陕”作为地名本来专指始设于秦的陕县及始设于北魏的陕州(二者治所均在今河南省陕县、三门峡市一带)。直至北宋置陕西路以后，元置陕西省，“陕”才逐渐成为今陕西省的简称。本回倒数第4段又出现“承、奉保驾(即董承、杨奉保汉献帝)走陕北”的叙述，这个“陕北”也不是指陕西北部延安、榆林地区，而是指陕县以北，当时董承、杨奉在此保汉献帝渡黄河进入河东郡(在今山西省境内)。

　　3、“山东”。

　　第12回写曹操打败吕布，夺得兖州，本回倒数第2段及第13回第6段分别写道：“山东一境，尽被曹操所得”，“却说曹操平了山东”。作者显然将兖州等同于后来的山东省，当时的兖州辖今山东省西南部和河南省东北部，州治在今山东鄄城。山东省的东北部当时设青州，且不是吕布的地盘。故而此两处的“山东”当改为“兖州”。还应指出的是山东最早并非行政区域的名称，而是地域名称。秦汉三国时期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通常是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春秋时的晋国、建都于平城时代的北魏、五代时的晋国，以地居太行山以西，故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这与始设于元代的山东省的地域范围相去甚远。

　　五、滥用后世地名

　　写历史小说当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地名，而作者却采用了大量的三国以后才出现的地名，这正如写元朝时的作品，管“大都”叫“北京”一样叫人笑话，例如：

　　1、“东川”、“西川”及简称“川”或称“两川”

　　在书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如第59、66、67回等等。书中以四川为西川，以汉中为东川。而当时管辖今川、滇、黔、渝三省市大部及甘、陕、鄂三省各一部的是益州刺史部。“东川”、“西川”是唐肃宗时设东川、西川节度使于后才出现的地名。北宋初年，将东川路并入西川路，又另置峡西路；后又合西川路、峡西路为川峡路。至宋真宗时，又将川峡路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元代设四川行省后，“川”才成为四川省的简称。此前，多以“蜀”作为今四川省中东部地区、重庆市及西南地区大部的简称。

　　还应注意的是这个治于成都益州刺史部的辖区内还设有一个益州郡，在今云南境内。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了益州郡雍叛乱，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故第87回写诸葛亮平定了益州郡雍叛乱事。第二段“建兴三年，益州飞报：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建宁太守雍闿，乃汉朝什方侯雍齿之后，今结连孟获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二人献了城。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其中“益州”、“建宁”都应该改为“益州郡”。

　　2、“彝陵”

　　这个地名出现的次数也非常的多，如第49、50、51、82回等等。“彝陵”本作“夷陵”，战国末，秦将白起拔郢，烧夷陵，即有此名。西汉置夷陵县，此后直至清初的一千八百余年间，除三国东吴统治时期有五十八年(222-280年)改称西陵外，“夷陵”之名一直未变。清顺治五年（1648年）改夷陵州为彝陵州，因古代汉族中原王朝常以“夷”蔑称少数民族，满清入主中原后忌讳“夷”字，故作此更名。我们现在印行的《三国演义》是以清康熙年间著名文学评论家毛宗岗的评刻本为底本，其中的“夷陵”当然都被改作“彝陵”。因此，我建议现在应将书中的“彝陵”全部还原为“夷陵”。

　　3、“许都”、“许昌”

　　这两个地名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作者也知道“许都”、“许昌”实际上是指同一座城市，即今河南许昌市，但在书中一会儿是“许都”，一会儿是“许昌”，这都不正确。历史上并无“许都”这个地名，许昌在公元221年以前叫许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献帝迁都于许县。公元221年即曹丕篡汉后的第二年，取“魏基昌于许”之义，才将许县改为许昌县，故而书中第80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及以前各回中“许都”，“许昌”均应改为“许县”。

　　4、“南徐”

　　书中第53、54、55回均提到“南徐”，南徐即今江苏镇江，也就是作者在53回倒数第2段中所说的“南徐润州”(润州亦为后世地名)，当时称“京”，孙权曾以此为首府，这个“京”为地名专名，而不是首都的通称，按后世习惯用双名的惯例可称为“京邑”。孙权迁治建业城(今南京)后京改称京口，东晋初失淮北地，置徐州于此，后收复淮北，又以彭城(今江苏徐州)为北徐州。南朝时改徐州为南徐州，改北徐州为徐州，始有“南徐”之名。

　　5、“黄州”(如第49、55回)，黄州始置于隋，其了东汉时属江夏郡，建安三年曹操入荆州分，江夏郡立蕲春郡辖之。

　　六、行政区划等级概念错误，例如：

　　1、“次日，人报九郡四十二州官员俱已到齐。”(见第34回第12段)

　　“孔明变色曰：‘汝主… …占据六郡八十一州。”(见第54回第1段)

　　东汉的行政区划实行州一郡（王国）一县（侯国）三级制，作者却在书中以郡领州，大错特错。

　　2、“沛国谯郡”(见第1回第21段、第75回第2段)，应为沛国谯县，沛国为王国，相当于郡，谯为其辖县，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为曹操、华佗的故乡。

　　3、“青州太守”(见第1回第16段)、“外郡刺史”(见第3回第14段)、“徐州太守”(见第10回第9段)，州的长官称为刺史或者牧，尊称使君；郡的长官称为太守，尊称府君。因此第11回中称徐州牧陶谦一会儿为“陶使君”(第11段)，一会儿又是“陶府君”(第16段)是不正确的。

　　七、两地点间的距离严重失实，例如：

　　1、“小沛离徐州只有四五十里，上马便到。”(见第14回倒数第3段)

　　小沛即今江苏沛县，徐州当时治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由小沛到徐州不是四五十里而是二百四五十里，自然不能上马便到。

　　2、“却说先主从巫峡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余里，连结四十余寨。”(第82回最后一段)。

　　“却说先主自猇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见第83回倒数第4段)。

　　巫峡建平(郡)治今重庆市巫山县(不过书中讲亭之战时尚未设建平郡，应称宜都郡巫县)，该地正当川口，而猇亭则在彝陵(今宜昌市东南)东南方约20公里处，因此上面二处所述的距离应相差不大，怎么会是一个七十余里，一个七百余里，实际上沿长江从重庆市巫山县到宜昌市亭区的距离为200公里。

　　虽然说是瑕不掩瑜，但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出现这么多的地理知识错误，的确是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诚然，我们无需用历史学专著的标准要求历史小说，但正如历史小说所反映的主要人物和基本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一样，保证它所传达的地理信息的基本准确也绝对算不上什么苛求，而是进行历史小说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要求。

　　并且《三国演义》中所犯的地理知识及其它文化、风俗、典章制度方面的错误，都并不是出于组织情节、塑造人物的需要，而是作者的知识局限、错误，或者是传抄、刻印中的错误。所以这种错误应该得到订正，对这种的错误订正，也不会对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产生什么影响。从《三国演义》所承载的文化、社会意义与功能的高度来看，这种订正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将会弄得谬种流传，混淆视听。

　　在政治上，古人视“右”为上，视“左”为下，唐代称贵族为“右族”，称帝王的亲戚为“右戚”，而被贬谪降职的人，便称为“左迁”。在清代以前，凡朝官班次皆以文职居左，武职居右，故称武官为“右列”。如国家遇到战乱，则以武士为上，故称“上武”或“右武”。这说明了历史朝廷都认识到军队对保卫国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军事上，则视“左”为大，为正，“右”为小、为副。现在在军队队列中，排头兵总是站在队列“右边”，口令是“向右看齐”，军功章则佩戴在军上衣的“左上方”，值勤袖章也戴在“左”手臂。

　　在地理上，我国以“东”为“左”，以“西”为“右”。如山东别称“山左”，江西为“江右”。福建因濒临东海，故又称“左海”。在福州林则徐纪念馆门口大墙的左门楣就是书有“左海伟人”四个大金字。

　　在佛教中，“左”兆“凶”，“右”示“吉”，呈现在如今佛像胸前表示吉祥如意的符号———“卐”，就是以右旋卐为准。

　　在生活上，人们多对“左”表示歧视。南方人称“右手”为“大边手”，称“左手”为“小边手”。北方人叫性格乖僻的人为“左性子”、“左脾气”，甚至称歪门邪道的为“旁门左道”。

　　有趣的是：我国男女衣服的开襟也有“男左女右”之分。男衣纽扣一般在右，扣门在左，由左向右扣衣；而女性的衣服则相反。据说与古代生活也有密切关系。当时，男人狩猎或出征多用右手执戈挥矛，而女人抱婴喂乳则多用左手，右手便于料理家务。此外，男“左”女“右”的说法在我国相当普遍，就连如今男女结婚拍结婚照也是“男左女右”。

　　古代把南视为至尊，而把北象征为失败、臣服。宫殿和庙宇都面朝向正南，帝王的座位都是座北朝南，当上皇帝称“南面称尊”；打了败仗、臣服他人“败北”、“北面称臣”。正因为正南这个方向如此尊荣，所以过去老百姓盖房子，谁也不敢取子午线的正南方向，都是偏东或偏西一些，以免犯忌讳而获罪。

　　除了南尊北卑之外，在东、西方向上，古人还以东为首，以西为次。皇后和妃子们的住处分为东宫、西宫，而以东宫为大为正，西宫为次为从；供奉祖宗牌位的太庙，要建在皇宫的东侧。现代汉语中的“东家”、“房东”等也由此而来。

　　除了东西南北之外，表示方向的前后左右也有尊卑高低之分。古代皇帝是至尊，他面南背北而座，其左侧是东方。因此就在崇尚东方的同时，“左”也随着高贵起来。三国时期的东吴占据江东，也称江左。文左武右的仪制，男左女右的观念等，都是尊左的反映，有些习俗甚至延续至今。

　　如：房间是民居院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份。北京四合院都是平房，没有楼房。四合院里最重要的房间就是正房。正房就是北房，也称上房或主房。由於祖宗牌位及堂屋设在正房的中间，所以正房在全宅中所处的地位最高，正房的开间、进深和高度等方面在尺度上都大於其他房间。

　　正房的开间一般为三间，中间一间为祖堂，东侧的次间往往住祖父母，西侧的次间住父母，而且老房子正房左边(东边)的次间、稍间比右边(西边)的略大，这是受“左为上”传统习俗影响的结果。旧时人们有尊左的习俗，我们常说的“左祖古庙”、“文左武右”、“男左女右”都是尊左的反映。

　　隐士，在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奇特的特殊群体，存在于每朝每代。这些隐士们或抱啸山林、探究玄理，或隐居求高、著书立说，是中国古代、近代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古有许田、巢父、伯夷、叔齐，后有陶渊明、黄公望等等。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可知，越是在社会动荡的时期，这类的隐士越多出现。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就是这类隐士归隐山林的特色之一。不过，这些隐士又分为很多种。有的是完全沉浸于山野之中，自得其乐，不为世人所知，也从不涉足红尘；也有的虽为隐士，但是却名声鹊起，成为一代大儒；有的更是在当地或者周边地区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或品藻人物，或教授学识，成为一时之“名士”。在后汉时期的荆州大隐士庞德公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

　　由于本身的隐士身份，关于庞德公事迹的历史记载很少。在陈寿的《三国志》里没有他的踪迹，仅仅在习凿齿的《襄阳记》中才有关于庞德公的零星记载。幸好南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关注到这段资料，才使得这个在后汉大名鼎鼎的隐士被挖掘出来。而范晔对庞德公也是比较重视，还特意在《后汉书&#8226；逸民列传》中，专门对庞德公进行了介绍，但无论是裴松之还是范晔，都只是将习凿齿《襄阳记》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辑录，因此，关于这个著名隐士的生平事迹还是不多，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疑问。尽管如此，从这些残缺不全的记载和一些诗文、野史传说中，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这位庞德公的风采。

　　（一）

　　要说到关于庞德公的疑问，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名字。《襄阳记》中说他叫做庞德公，《后汉书&#8226；逸民列传》中则称为庞公。德公到底是他的名还是字呢？笔者在对比这两段记载时，心中有些疑惑。要说这是他的名吧，总觉得不太象。众所周知，东汉时期的名字由于王莽的关系，一般都是单名，基本上是没有双名的。此惑一也；再者，关于庞德公的第一手资料出自《襄阳记》，其文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请注意这里前三个人物，用的都是表字，按照一般的写法，而最后一个德公是否也应该是表字呢？此惑二也。笔者怀疑：可能范晔在此也有些疑惑，所以直接以“庞公”称之。笔者妄断：可能德公只是表字，而名已经无人知道了。不过，由于其他资料的匮乏，故存疑于此。

　　（二）

　　关于庞德公的事迹，《后汉书&#8226；逸民列传》和《襄阳记》中还是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庞德公，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居住在岘山（亦名岘首山，在今湖北襄樊南，东临汉水）之南。一生乐于隐居，“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休息则正巾端坐琴书自娱，睹其貌者肃如也。 ”虽然从来都没有做过官，“未尝入城府”，但在当时却是名声响亮，是荆州地区的六大豪族之一。荆州牧刘表久闻其名，数次派人请他出来做官，庞德公都是不去。刘表便亲自前往拜访。当时庞德公正在田间耕作，刘表也没有摆什么官架子，直接在田边就和庞德公谈了起来。这两段对话颇有意思。

　　刘表问：“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所谓人各有志，“保全天下”非庞德公之愿，自得其乐才是他的追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庞德公远离红尘的那种超脱。最终，庞德公自己也是“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完成并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刘表心有不甘，接着又问：“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 庞德公的这番话耐人寻味。就向刘表一样，虽然把权力、财富留给了子孙，但同时也给子孙留下了隐患。而庞德公给子孙留下的，显然不是什么物质财富，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精神财富、道德标准。看来，这位隐士果然是不同凡响，他的话就是拿到今天，也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

　　（三）

　　关于庞德公的生平逸事，史料中的记载并不多。《襄阳记》中说：

　　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由此可知，庞德公与当时荆州名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司马徽关系就非常好，和徐庶也有交往，而且关系比较密切。

　　庞德公非常善于发现人才，是当时著名的“伯乐”之一。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尤其是慧眼识孔明，更是为后人津津乐道。“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把诸葛亮称为“卧龙”，足以证明庞德公的识人之才。诸葛亮能够在出仕之前就已经名声鹊起，和庞德公有直接的关系。清人阮函在《答鹿门与隆中孰优说》中说：“庞公却辟刘表，知其不足与为；而智辩昭烈，隐然出武侯以自代。在国可扶炎鼎之衰，而在已无改岩林之乐。”阮函认为庞德公对诸葛亮的成才起了关键的作用。现代学者谭良啸则认为庞德公实际上就是诸葛亮的老师。

　　庞德公对于自己的侄子庞统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视的。《襄阳记》中说：

　　（庞）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庞德公对庞统的成材、成名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到最后，这两位两个毛头小伙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成为后汉三国时期的著名谋士。这足以说明庞德公的人物品藻水平。如此高士，竟然隐没于田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四）

　　庞德公，虽然在史料中的记载并不多，但他的事迹、风范对后来的文人墨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记载：唐代诗人孟浩然、晚唐文学家皮日休就曾经效仿庞德公，在鹿门山隐居。鹿门山也因为有过这三位名士而出名。鹿门山上的“三高祠”就是为纪念庞德公和孟浩然、皮日休而于明代修建的。后人还建造其他一些纪念性建筑（如庞公制药洞）及很多景点供后人凭吊这位曾经后汉时期著名的隐士。元人潘音曾经赋诗缅怀庞德公：

　　高士遗迹尚可寻，襄阳城外闷幽林。

　　久知轩冕浮荣薄，已卜耕锄乐趣深。

　　麟阁不图丘壑相，鹿门应遂白云心。

　　千秋事与人俱往，满目秋楸带夕阴。

　　所谓“邦无道则隐”，庞德公带着满腹经纶而隐居山林，不求闻达于诸侯，逍遥于山水之间，忘情于阡陌之中，自得其乐，也算是一种另类的精彩人生吧。

　　华南虎是中国独有，与国人奋斗2000年，对如何攻击和躲避技巧最丰富，所以处境最危险。50-60年代中国大规模捕杀华南虎，现在是比大熊猫还危险且珍贵的物种。杀人最多的记录保持者是在印度的孟加拉虎，与印度人素质和当地环境有关。在当地食肉兽中豺对孟加拉虎和华南虎构成威胁，豺攻击力不如狼，但群体比狼群更多且坚韧又没有种族之分，不同豺群会配合攻击虎豹。在印度曾有20只豺群攻击一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虎在第一次对抗中杀豺7只，伤6只，摧毁豺群的进攻力。但是残余豺群立刻召唤邻近领地的另一支豺群-26只豺加入对虎的攻击，虎在第二次抵抗中杀4只，伤2只后，开始逃跑。豺群追击40公里，第三支小豺群加入堵截，最后近40只豺捕杀这只孟加拉虎。虎被吃掉一半，在最后战场又有7只豺被杀。中国也有传说-豺是虎克星。但是亚洲象和亚洲犀牛、野牛不是孟加拉虎的对手。成年雄性亚洲象可以自保，但绝不主动攻击老虎与非洲象相反，而且雌性亚洲象无力抵抗孟加拉虎。从解剖中发现，老虎心脏容量大于非洲狮。

　　西伯利亚虎以西伯利亚为基地足迹遍布欧亚大陆直至南亚次大陆，发展为孟加拉虎亚种、高加索虎亚种和华南虎亚种，只有大海阻止其进入美洲。部分个体横渡南海进入印尼群岛，发展为苏门达腊虎亚种。从极寒到极热显示顽强的适应力，虎是单独活动，只有繁殖期雌雄才有几天相聚，由雌虎独立抚养幼崽。说明虎的生存能力强于非洲狮。

　　非洲狮从非洲大陆北上进入阿拉伯半岛又进入南亚次大陆。历史上在印度发生过狮虎的竞争，虽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非洲狮退让到印度西北一隅(称亚洲狮)，而孟加拉虎遍布南亚、东南亚是最终结果。

　　最有传奇色彩的是中国黑虎又称兰虎。清末被传教士发现于西苑(与中国麋鹿同地)，后向看守官员行贿得到两张黑蓝色虎皮。但一直不能得到活体，被认为是皇家圈养的变异个体，随麋鹿在中国灭绝或不承认黑蓝虎的存在。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一农民在京郊十三陵发现一只黑蓝色成年虎，70年代末在京郊密云山区发现两只黑蓝虎幼崽，说明经过近70年战乱在北京居然保存下黑蓝虎种群，令人不可思议。可惜再没听说黑蓝虎的后续消息。当地山民认为黑虎是明清皇陵的守护神，增加几多神秘...。

　　狮虎格斗是有真实战例的。1995年10月，我国沿海某市一开放式动物园曾发生过东北虎咬死非洲狮的事件。某夜，分隔狮虎笼的闸门因故障打开了，出于大型食肉兽间的竞争原则，实力相当的食肉兽相遇后要么互相退让，如果没有退路就必须背水一战，结果，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非洲雄狮已倒毙在虎区正中央！经调查，非洲狮是经充分准备后入侵虎区的，但结果却是让东北虎一击致命，东北虎首次攻击就击中非洲狮的咽喉要害，根本没给对手还手的机会！击毙对手后，东北虎还拖着比它重一倍的狮子走了30多米。

　　西伯利亚虎（东北虎）是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首先在体格上胜狮一筹。从捕猎技巧上说，虎向来是独来独往，捕猎都是靠自己，单兵格斗能力自然很强；狮子的生存之道则是结群捕猎（狮子是猫科动物中唯一真正群居的动物），讲究协同作战能力，因此，一对一打，狮子决不是虎的对手。

　　在历史上，虎的分布一度远达土耳其，有西伯利亚虎、华南虎、印度虎、孟加拉虎、黑海虎、新疆虎、苏门达腊虎、爪哇虎、巴哩虎等亚种，但今天仅存前四个亚种。狮子的分布一度也很广，除非洲和印度外，还有希腊狮和伊朗狮两个亚种，其中伊朗狮和黑海虎还发生过激烈的生存竞争。 在古罗马斗兽场，经常上演狮虎搏斗的比赛，结果往往是老虎获胜。

　　通常虎会选择傍晚出来觅食，一夜可走二十英里以上。虎主要捕杀野猪、鹿、野牛等。它捕猎时，更多是依靠它的视觉和听觉，而不是嗅觉。捕猎时，虎会悄悄潜近距猎物10——25米的距离内，再从背后猛扑过去。虎的捕猎方法是先用前爪一击把猎物击倒，或把猎物拖倒在地，这是关键，然后虎一面紧咬猎物咽喉另其窒息，一面死死按住猎物，以免被猎物的角或蹄等伤着。

　　司马懿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周朝，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柏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仰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以为家。自仰八世，至东汉安帝时，生征西将司军钧，字叔平。司军钧生豫章太守司军量，字公度。司军生颍川太守司军俊，字元异。司军俊生京兆尹司军防，字建公。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上述内容均取自《晋书·宣帝纪》)。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晋书·礼志》)。

　　司马懿为司马防次子，史书称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宣帝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司马懿生在乱世中，“常慨然有忧天下心”(《晋书·宣帝纪》)。

　　南阳太守杨俊素以知人善任著称，司马懿二十岁前，杨俊曾见过他，说他绝非寻常之之；尚书崔琰与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交好，曾对司马朗说：“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晋书·宣帝纪》)。

　　建安六年(201年)，郡中推举他为上计椽。时曹操正任司空，听到他的名声后，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司马懿见汉朝国运已微，不想在曹操手下，便借口自己有风痹病，身体不能起居。曹操不信，派人夜间去刺探消息，司马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真染上风痹一般。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始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曹操对使者说，“若复盘桓，便收之”(《晋书·宣帝纪》)。司马懿惧之，只得就职。曹操让他与太子往来游处，历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丞相主薄等职。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讨张鲁，司马懿随军。他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曹操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晋书·宣帝纪》)！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建安二十四年(219)，当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曹操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司马懿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晋书·宣帝纪》)。当时曹操手下的门阀官僚拥汉者尚多，为曹操所深忌，而荀彧、崔琰等著名人物都因对曹氏代汉有异议而不得善终。大概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早就表示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曹操进封魏王后，升任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佐助曹丕。时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晋书·宣帝纪》)，为曹丕所信任和重用，所以关系一直很好。司马懿还与陈群、吴质、朱铄并称四友。

　　此后，司马懿更是常谋国事，多出奇策。不久，司马懿转为丞相军司马。他指出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治南乡，今河南淅川东南)太守傅方骄奢，都不应驻守边防，曹操未予重视。

　　同年六月，刘备继取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势力有所扩展。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大部调动淮南防备吴军。镇守荆州的蜀前将军关羽，乘此机会，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荆襄(魏荆州治新野，今河南新野；襄阳郡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围魏将曹仁，水淹于樊七军，斩庞德。时樊城守军仅数千人，城墙因水淹多处崩塌，曹仁曾考虑放弃樊城，被辅助曹仁的汝南太守满宠所劝止。曹仁决心奋勇抵御。胡、傅二人果然乘机降蜀。此时，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人孙狼等，亦杀官起兵，响应关羽。关羽声势一时“威震华夏”(《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当时都城在许昌，距樊城很近，曹操感到威胁，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曹椽蒋济及时劝阻：“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晋书·宣帝纪》)。曹操从其计，孙权果然派吕蒙袭取江陵，关羽被其俘杀。

　　此战的胜利，曹操利用孙、刘争夺荆州的矛盾，充分运用外交谋略，坐收渔利，不仅挫败关羽的强大攻势，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破坏孙、刘联盟，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掌握了主动权。

　　徐晃击退关羽后，曹操嫌恶荆州及附近百姓，想把他们都迁走。司马懿认为：“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晋书·宣帝纪》)。曹操从之，没有移民。藏窜逃亡者果然都复出归化。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去世，朝野危惧，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内外肃然。

　　同年，曹丕即魏王位，司马懿受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

　　时孙权率军向西。朝臣认为樊城、襄阳缺乏粮，不能抵御吴军，请召守将曹仁回驻宛城。司马懿则认为不该放弃二城：“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曹丕未依其言，命曹仁放火烧毁二城。后来孙权果然没有入侵。曹丕悔之不及。

　　同年，曹丕登皇帝位，史称魏文帝。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所以登基后，曹丕任命司马懿为尚书，不久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候。

　　黄初二年(221年)，免去督军官职，升任侍中、尚书右仆射。

　　黄初三年(222年)，和黄初五年(224年)，曹丕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镇守许昌，并改封司马懿为向乡侯。黄初六年(225年)春二月，转任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司马懿辞让，曹丕说：“吾于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晋书·宣帝纪》)。

　　同年，曹丕又大兴水军攻吴，仍命司马懿留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晋书·宣帝纪》)。临行，下诏书给司马懿说：“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晋书·宣帝纪》)！后曹丕由广陵回师洛阳，又下诏对司马懿说：“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晋书·宣帝纪》)。于是司马懿留镇许昌。

　　黄初七年(226年)五月，曹丕去世。临终时，令司马懿与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为辅政大臣。曹丕对太子说：“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晋书·宣帝纪》)。明帝即位，改封司马懿为舞阳侯。

　　孙权得知魏文帝去世后，于八月出兵攻魏。命吴左将军诸葛瑾部兵分两路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云梦西南)。孙权一路为魏军所败，遂撤兵而走。而诸葛瑾则被司马懿击败，并斩杀吴将张霸，斩首千余级。十二月，升任骠骑将军。

　　太和元年(227年)六月，明帝命司马懿驻扎宛城，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当初蜀将孟达降魏时，魏朝待其甚厚，司马懿认为他言行倾巧，不可信任。但皇帝不听，任命孟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魏文帝死后，孟达失宠，蜀丞相诸葛亮即暗中与之通信，图谋叛魏。诸葛亮恐他言行反覆无常，想促他速叛，知魏兴太守申仪和他有矛盾，便派郭模到申仪处诈降，有意泄露其事。孟达闻此泄露，准备马上起兵。

　　申仪将此事密告司马懿后，司马懿怕他突然发难，给他去信，详为慰解，信中说：“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晋书·宣帝纪》)。

　　孟达得信大喜，犹豫不决。司马懿则暗中率军进讨，诸将见孟达与吴蜀交接，劝司马懿先观而后动。司马懿说：“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晋书·宣帝纪》)。司马懿亲自率军日夜兼程前去讨伐孟达，八天后抵达新城城下。吴、蜀派出援兵解救孟达，被司马懿部拦阻于西城的安桥、木兰塞等地。此前，诸葛亮曾告诫孟达加紧防范，不要上当，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认为：“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晋书·宣帝纪》)。等到兵临城下，孟达又写信给诸葛亮，惊叹：“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晋书·宣帝纪》)！

　　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在城外树立木栅，加固城防。司马懿挥师渡水，毁其木栅，直逼城下。太和二年(228年)正月，司马懿兵分八路攻城，攻十六天，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开城投降。魏军入城，擒斩孟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司马懿回军，仍驻宛城，奖劝农桑，禁止浮费。南方吏民心悦诚服。

　　前初，申仪久在魏兴郡，专威弄权，擅自借皇帝名义刻制印信，私相授予。孟达被杀之后，申仪自生疑虑。当时各郡郡守见司马懿克敌制胜，纷纷奉礼祝贺。司马懿听之任之，并让人向申仪暗示。申仪只好前来祝贺。司马仪乘机将他收捕，送往京师。

　　司马懿又将孟达余众七千余家迁往幽州。不久蜀将姚静、郑他等率其部属七千余人来降。

　　当时边郡新附，户口不实。朝廷想加以核实，请司马懿进京，征询他的意见。司马懿认为：“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晋书·宣帝纪》)。明帝又部他吴蜀都该讨伐，应该先从何处着手?司马懿回答说：“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明帝同意他的看法，命他仍旧驻扎宛城。

　　太和二年(228年)五月，吴鄱阳太守周鲂派人送亲笔信给曹休，谎称受到吴王责难，打算弃吴降魏，请求派兵接应。曹休未辨真伪，即率步、骑兵10万人，去皖城(今安徽潜山)接应。明帝也(治晋阳，今太原西南)命司马懿率军向江陵(今湖北江陵)，与曹休相策应。八月，曹休为吴军大败，残部幸得贾逵接应，方得生还。

　　太和三年(227年)，蜀丞相诸葛亮第三次出兵攻魏，并占据武都、阴平二郡。太和四年(230年)，魏明帝决定兴师伐蜀。升司马懿任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大司马曹真一起伐蜀。

　　八月，魏明帝命曹真率主力由长安入子午谷，左将军张郃出斜谷，司马懿自荆州溯汉水出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将兵分三路会攻汉中。司马懿从西城开拓道路，水陆并进，沿着沔水逆流而上，直达朐腮，攻克新丰县，驻军丹口，后遇雨班师。

　　太和五年(231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第四出进攻魏，包围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贾嗣、魏平部，并以木牛流马运输粮草。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晋书·宣帝纪》)，派他西驻长安，都督左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防御蜀军。司马懿留部将费曜、戴陵率4000人守邽(今甘肃天水)，自率主力西救祁山。张郃劝司马懿分兵驻扎雍、郿两地，以作大军后镇。司马懿不同意，他说：“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于是挺进喻麋。

　　诸葛亮闻魏大军将至，亦分兵一部继攻祁山，自率主力迎击司马懿。郭淮及费曜等部袭击蜀军，被诸葛亮击破。便亲率蜀军乘势抢先收割熟麦，获得军粮。

　　至此，史书上对今后的作战却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晋书·宣帝纪》记载如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今甘肃天水南)，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记载如下：……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懿遇于上邽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不在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夏，五月，辛已，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汉人获甲着三千，懿还保营。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

　　可以看出，前者说司马懿大胜，后者则说司马懿大败。而《三国志》中诸葛亮、张郃、郭淮等人的传记中，对此都一带而过。而且前者对司马懿让张郃去追击蜀之避而不谈。相对而言，还是后者可信度高些。现在的军事工具书也都以后者记载为准。

　　蜀军退军后，军师杜袭、督军薛悌都估计诸葛亮明年麦熟时还会入侵，建议趁冬天调运粮草，解决陇右粮少问题。司马懿认为：“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晋书·宣帝纪》)。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丞相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攻魏，四月，诸葛亮至郿县(今陕西眉县北)，进驻渭水之南。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水筑垒阻击。诸将想在渭北与诸葛亮隔水相持，司马懿说：“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晋书·宣帝纪》)。遂渡渭背水扎营。司马懿分析形势后，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则诸军无事矣”(《晋书·宣帝纪》)。

　　诸葛亮果然上五丈原。魏诸将皆喜，唯独雍州刺史郭淮深以为忧，他说：“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诸将多不以为然。郭淮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司马懿这才意识到北原的重要性，命郭淮等率兵移屯北原。堑垒尚未成，蜀军果至，攻而未克，两军遂成对峙状态。

　　五月，吴军10万三路攻魏，以配合蜀军作战。魏明帝派秦郎率2万人援司马懿，自率主力反攻吴军。七月，吴军撤走。

　　诸葛亮东进的道路受阻于司马懿，从渭水前进，又有郭淮阻挡，乃移军攻取散关，陇城等地，然后回师进攻司马懿。

　　八月，司马懿遵照明帝“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指示，与诸葛亮相持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壁不出，欲待蜀军粮尽，相机反攻。诸葛亮便派人给司马懿送来“巾帼妇人之饰”(《晋书·宣帝纪》)羞辱之，欲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仍不出战。为平息部属不满情绪，故意装怒，上表请战。明帝不许，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来做司马懿的军师，以节制他的行动。后诸葛亮一来挑战，司马懿就要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军门，司马懿便不出兵。

　　辛毗到时，蜀将姜维就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则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晋书·宣帝纪》)！诸葛亮遂分兵屯田，做长久屯驻之准备。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问前线军情，司马懿回信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

　　不久，诸葛亮遣使求战，司马懿不谈军事，问使者：“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使者说：“三四升。”然后对问政事，使者说：“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经过一番不经意的询问，司马懿对人说：“诸葛孔明其能久乎”(《晋书·宣帝纪》)！果然，诸葛亮于当月病故于五丈原军中。

　　蜀将秘不发丧，整军后退。当地百姓见蜀军撤走，向司马懿报告，司马懿出兵追击。蜀将杨仪返旗鸣鼓，做出回击的样子，司马懿以为中计，急忙收军退回。第二天，司马懿到诸葛亮营垒巡视，“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晋书·宣帝纪》)。司马懿据此断定诸葛亮已死，并赞诸葛亮“天下奇才也”(《晋书·宣帝纪》)。

　　辛毗认为诸葛亮死否尚不可知，司马懿说：“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晋书·宣帝纪》)。于是，率兵急追。关中地多蒺藜，司马懿派三千士兵脚穿软材料做成的平底木屐，在大军前行走，蒺藜都刺在木屐上，然后大军马步并进。一直追到赤岸，这才得到诸葛亮的确切死讯。当时人有谚语说：“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笑着说：“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晋书·宣帝纪》)。

　　历时七年的诸葛亮攻魏之战至此结束。诸葛亮不顾战略上的失策，以一州之地强攻中原之魏，纵使竭忠尽智，终因实力悬殊而难以实现其战略目的。而魏国则在司马懿等人的人正确指挥下，以优势兵力采取防御战略，最终不战不退蜀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蜀将杨仪、魏延在撤军后争权，杨仪杀死魏延。司马懿想乘机攻蜀，明帝没批准，作罢。

　　青龙三年(235年)，司马懿升任太尉。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度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政权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继为辽东太守后，对魏更加不逊。景初元年(237年)，原魏辽东太守公孙渊背叛魏国，自立为燕王，置列百官，定都襄平(今辽宁辽阳)。

　　景初二年(238年)正月，魏明帝召司马懿回京，命他率兵讨伐。明帝说：“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行何计？”司马懿说：“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明帝又问：“其计将安出？”司马懿回答：“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明帝问：“往还几时？”司马懿说：“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晋书·宣帝纪》)。

　　当时朝廷大修宫室，加上军用物资，以至百姓饥弊。司马懿出征前，劝阻明帝说：“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晋书·宣帝纪》)。

　　正月，司马懿率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从京师出发，经孤竹，越碣石，六月，进至辽水。公孙渊果然急令大将军卑衍、杨祚等人率步骑数万，依辽水围堑20余里，坚壁高垒，阻击魏军。

　　司马懿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先在南线多张旗帜，佯攻围堑，吸引敌军主力，而以主力隐蔽渡过辽水，逼进敌营。接着，不攻敌营，却挥师直取公孙渊根据地襄平(辽东郡治所，今辽宁辽阳)。部将不解其意，说：“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司马懿解释说：“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遂迫使敌军放弃围堑回军救援襄平。司马懿督军回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迎战敌援军，并对诸将说：“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晋书·宣帝纪》)。魏军迎击，三战皆捷，遂乘胜进围襄平。

　　当初公孙渊闻魏军来攻，求救于孙权，孙权也出兵为其声援，并给公孙渊写信：“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晋书·宣帝纪》)。

　　适逢连降大雨，辽水暴涨，平地数尺，魏军恐惧，诸将思欲迁营。司马懿下令有敢言迁营者斩，都督令史张静违令被斩，军心始安。公孙渊军乘雨出城，打柴牧马，安然自若。魏将领请求出击，司马懿不予采纳。司马陈圭曰问司马懿：“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司马懿说：“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晋书·宣帝纪》)。

　　接着，司马懿还将计就计，故意示弱。朝廷听说雨大敌强，不少人请求召还司马懿。明帝却说：“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晋书·宣帝纪》)。

　　月余，雨停，水渐退去。魏军完成对襄平的包围，起土山、挖地道、造楼车、钩梯等攻城器具，昼夜强攻。城内粮尽，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时偶有流星自城西南向东北划过，坠落在梁水附近，城中愈发震恐。公孙渊也很惊惧，八月，派他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解围，然后面缚(两手反绑于背而面朝前)归降。司马懿斩杀使者，发布檄文严责：“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晋书·宣帝纪》)。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来请求定日期送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大耍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晋书·宣帝纪》)。

　　公孙渊欲从城南突围，司马懿纵兵击破其军，公孙渊战死在梁水(今太子河)边上星落之地。入城后，司马懿屠戮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多人，收集尸体，筑造京观。京观是古代战争中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体，封土而成的高冢。把公孙渊所任公卿以下一律斩首，杀死将军毕盛等二千多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

　　当时司马懿军中有的士兵衣单寒冷，向他乞要襦衣，司马懿不给。有人说：“幸多故襦，可以赐之。”司马懿说：“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晋书·宣帝纪》)。于是上奏朝廷，把一千多名六十岁以上的士兵解除兵役，遣送回乡。然后，在原定一年的期限内，胜利班师。

　　明帝派使者到蓟去犒劳部队，增司马懿食昆阳县，前后共二县。

　　本来朝廷让他便道往镇关中。但当到达白屋时，有诏书召他火速回京，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明帝手书说：“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晋书·宣帝纪》)。

　　据说，司马懿在襄平时，曾梦见明帝枕在他膝上，说：“视吾面。”他俯视，见明帝面有异色。如今一见诏书此语，大惊，乘追锋车昼夜兼行，从白屋到京城，四百多里，一夜而至。至则径人嘉福殿内御床旁边，满眼流泪，指问疾病。明帝拉着他的手，目视太子齐王，说：“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晋书·宣帝纪》，《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为“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当天，明帝去世。时为景初三年(239年)正月。

　　齐王曹芳年仅八岁，司马懿乃与大将军曹爽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齐王即位，司马懿任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和曹爽各统精兵三千人，共执朝政。

　　曹爽欲排挤司马懿，想让尚书奏事先通过自己，以便专权，向天子进言，改任司马懿为大司马。朝臣们认为以前大司马，有好多都死在任上，不吉，于是任命司马懿为没有实权的太傅，像汉代萧何那样，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正始二年(241年)四月，吴帝孙权分兵四路攻魏：卫将军全琮率军数万出淮南决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之水，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今安徽六安东北)，前将军朱然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大将军诸葛瑾攻祖中(今湖北南漳蛮河流域)。

　　五月，吴将全琮入侵芍陂，朱然、孙伦围攻樊城，诸葛瑾、步骘侵掠柤中，司马懿自请出兵往讨。朝臣认为，敌兵远来攻坚，当待其自破，司马懿则说：“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骚动，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晋书·宣帝纪》)。

　　六月，司马懿统军增援，司马懿知南方暑热低湿，大军不宜持久在此，先派轻骑挑战，朱然不敢动。于是，便休养土卒。检选精锐，招募勇士，发布号令，摆出攻城的架势。吴军惊惧，连夜撤退。在三州口(荆、豫、扬三州之接合处)，为魏军追及，吴军被歼万余人，船舰物资损失甚多。而进攻六安、柤中的吴军亦无功而还。

　　七月，增司马懿食郾、临颍，前后共四县，食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

　　此前，吴国派诸葛恪屯驻宛城，边人深以为苦。司马懿要率兵攻之，议者以为诸葛恪占据坚城，广有粮谷，孤军远攻，救兵必至，那时进退失据，未见其便。司马懿说：“贼之所长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晋书·宣帝纪》)。于是，司马懿在正始四年(243年)九月，率军出征。军队到达舒城，诸葛恪果然焚烧积聚，弃城而走。

　　正始五年(244年)春，大将军曹爽欲立威名于天下，不听太傅司马懿劝止，力主伐蜀，魏帝从之。结果为蜀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所败，魏军被阻于兴势，后方也军粮供应不上，牛马骡驴大量死亡，蜀涪县及费祎援军亦相继到达。曹爽见不能胜，被迫听从司马懿的劝告，于五月率大军退还。遭蜀军截击，魏军苦战，始得退回，失散、伤亡甚重。

　　正始六年(245年)秋八月，曹爽废置中垒、中坚营，把两营兵众统交他的弟弟曹羲率领，司马懿援引先帝旧例制止，曹爽不听。

　　正始七年(246年)春正月，吴兵入侵柤中，有万余家百姓为避吴兵，北渡沔水，司马懿认为沔南离敌太近，倘若百姓奔还，还会引来吴兵，应该让他们暂留北方。曹爽不同意，说：“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长策也。”司马懿则说：“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曰‘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耍，不可以不审。设令贼以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梁柤中，将何以救之”(《晋书·宣帝纪》)？曹爽不从，驱令还南。吴兵果然击破粗中，所失百姓，数以万计。

　　正始八年(247年)，曹爽用心腹何晏、邓扬、丁谧之谋，把太后迁到永宁宫，一时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晋书·宣帝纪》)，来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不能禁止，从此与曹爽矛盾渐深。五月，司马懿伪装生病，不问政事。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晋书·宣帝纪》)。

　　随即，曹爽等人加紧了篡权的步伐。正始九年(248年)三月，黄门张当私自把内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送给曹爽，曹爽、何晏乘机与张当勾结，谋危社稷。曹爽及其同党也担心是司马懿装病。同年冬，河南尹李胜要到荆州任刺史，行前去拜望他。司马懿假装病重，让两个侍婢扶持自己，要拿衣服，拿不稳，掉在地上，还指着嘴说渴。侍婢献上粥来，他用口去接，汤流满襟。李胜说：“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司马懿故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李胜说：“当还忝本州(李胜是荆州人)，非并州。”司马懿故意错乱其辞：“君方到并州。”李胜又说：“当忝荆州。”司马懿说：“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李胜回来对曹爽说：“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过几天，他又说：“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晋书·宣帝纪》)。曹爽等从此便不再防备司马懿。

　　司马懿表面装病，实际上也在暗中布置，准备消灭曹爽势力。

　　嘉平元年(249年)春正月，魏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大将军曹爽、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均从行。司马懿乘机上奏永宁太后，请废曹爽兄弟。当时，司马师为中护军，率兵屯司马门，控制京都。司马懿列阵，经过曹爽门前，曹爽部将严世登楼，引弩欲射，孙谦拉着他的胳膊阻止他说：“事未可知”(《晋书·宣帝纪》)。一连阻止三次。大司农桓范用计出城去投曹爽，蒋济对司马懿说：“智囊往矣。”司马懿却说：“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晋书·宣帝纪》)。

　　司马懿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管领曹爽军营，对他说：“君为周勃矣”(《晋书·宣帝纪》)。召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统摄曹羲军营。司马懿自己率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驻扎在洛水浮桥。派人上奏章给皇帝：“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后事为念’。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群官耍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根据盘牙，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伺候神器。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前言。昔赵高极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断，汉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鉴，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皇太后，皇太后敕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车驾，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诣洛水浮桥，伺察非常”(《晋书·宣帝纪》)。

　　曹爽扣住奏章，不让皇帝知道，把皇帝留在伊水之南，砍伐树木建成鹿角，征发屯兵数千人以自守。桓范劝曹爽挟持皇帝到许昌去，发文书征调天下兵马勤王。曹爽优预寡断，果然疑惑，不从其计。反而夜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见司马懿，探听动静。司马懿乘机数说曹爽的过失，说他该早自归来服罪。接着又派曹爽的亲信殿中校尉尹大目去对他说，朝廷只是免他的官职罢了，并以洛水为誓。

　　曹爽欲信其言，桓范等人援引古今，百般劝谏，从晚上一直劝到第二天黎明。劝到最后，曹爽投刀于地，说：“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晋书·宣帝纪》)。桓范哭着说：“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豚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也”(《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五》)！

　　曹爽把司马懿的奏章给皇帝看，请皇帝下诏免去自己官职，随皇帝进入京城。曹爽兄弟一回府，即被司马懿派兵包围。司马懿在曹爽府宅四角修造高楼，让人在楼上密切监视着。一次，曹爽刚拿着弹弓到后园中，楼上人就喊：“故大将军东南行”(《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五》)!曹爽愁闷，不知所措。

　　不久，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杀曹爽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并灭三族。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的手中，为司马氏取代曹魏奠定了基础。

　　同年二月，皇帝任命司马懿为丞相，增繁昌、鄢陵、新汲、父城为其封邑，前后其计八县，食邑二万户，特许奏事不名。司马懿固辞丞相之职不受。十二月，诏命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又固辞九锡。

　　嘉平二年(250年)春，魏帝命司马懿在洛阳立庙。司马懿久病，不任朝请，每遇大事，天子亲自到他府中去征询意见。兖州刺史令狐愚和太尉王凌(驻在寿春)见皇帝孱弱，强臣专权，谋立楚王曹彪。未发，令狐愚死。

　　嘉平三年(251年)春正月，王凌借口吴人塞涂水，请求出兵征讨。司马懿知其阴谋，不令兴兵。并于四月亲率中军讨伐王凌。司马懿故计重施，他先下赦书赦免凌罪，又写信安慰他，但不久大军突至。王凌自知势穷，便独自乘船迎接，派属官王或请罪，送上印绶、节钺。

　　司马懿军到武丘，王凌在水边面缚等侍，说：“凌若有罪，公当折简召凌，何苦自来邪！”司马懿说：“以君非折简之客故耳”(《晋书·宣帝纪》)。说罢，命将领率六百人马想把王凌解送洛阳。王凌向司马懿要棺材上的钉子，想试探一下，看司马懿想不想杀自己，司马懿命手下人找来送给他。后来，王凌途经贾逵庙，曾大呼：“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晋书·宣帝纪》)。五月，王凌到项城，绝望，服毒而死。

　　司马懿进军寿春，参与王凌之谋的人都出来自首。司马懿推知其事，凡牵连在内的一律诛灭三族。他还派人挖开王凌、令狐愚的坟墓，在附近的市上，剖棺暴尸三天，然后，烧掉他们的印绶、官服，把他们裸埋土中。司马懿把楚王曹彪也杀了。并且把魏之王公全部拘捕，放置邺城，命有司监察，不准他们互相交结往来。

　　魏帝策命司马懿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孙及兄子各一人为列侯，前后食邑五万户，封侯者十九人。司马懿固辞相国、郡公之位不受。

　　除军事方面外，司马懿在经济上也为魏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时曹魏政权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经推行包括民屯、军屯两类的屯田制度。司马懿在推广军屯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约在建安二十三、四年，司马懿由转为丞相军司马后，向曹操建议：“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晋书·宣帝纪》)。曹操行之。结果魏国一时“务农积谷，国用丰赡”(《晋书·宣帝纪》)。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仅一二年就死去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使军屯走向正规，大规模的铺开推行，当然是困难的。管理军屯的主要官吏——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官员，都是在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年间(220—226)设置的。这说明军屯走上正规是在曹丕时期。

　　曹魏军屯推行很广泛，但主要基地是设置在边境驻军地区，特别是在和吴、蜀的军事对立地带。曹魏和吴、蜀对立地带的两大军屯基地的开创，都和司马懿有关系。

　　曹魏和蜀汉的邻近地区，如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地，都设置有民屯和军屯组织。其中，上邦的军屯最著名。这个军屯基地是在太和四年(230)由司马懿上表倡议建立的，《晋书·食货志》称：“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主持具体事宜的是那时的度支尚书、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安平献王孚传》称：“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由此可见，上邦军屯是在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共同筹划下开创的。

　　太和五年，诸葛亮进攻天水。这时上邽军屯上的小麦已经生长出来，有人主张“自芟上邽生麦以夺贼食”，魏明帝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多亏以上邽军屯的小麦作军粮，才取得胜利。直至正元二年(255)，安西将军邓艾又在上邽“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晋书·段灼传》)，进行屯垦。这都说明上邽军屯的重要。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晋书·宣帝纪》)，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食货志》)的效果。青龙三年，关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

　　曹魏和东吴邻近地带的屯田，主要是在淮河南北。曹操时曾“开募屯田于淮南”(《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但仅是民屯。正始二年(241)，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始与曾为屯田掌犊人、典农纲纪的尚书郎邓艾筹划在淮南淮北创建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晋书·宣帝纪》)。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晋书·食货志》记载司马懿、邓艾创建的淮南淮北屯田说：

　　“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司马懿和邓艾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对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嘉平三年(251年)六月，司马懿病，夜间常梦见贾逵、王凌为崇。八月，司马懿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当年九月，司马懿被葬于河阴，谥文贞，后改为文宣。晋武帝受魏禅，给司马懿上尊号为宣皇帝，称其陵墓为高原，庙号高祖。

　　司马懿为人“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晋书·宣帝纪》)，曹操知其“有雄豪志”(《晋书·宣帝纪》)，闻他有狼顾(身不动而回头看)之相，把他召来，先让他朝前走，然后让他回头看。司马懿居然能脸正朝后而身仍不动。又曾梦见三马同食一槽，醒后很不高兴，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晋书·宣帝纪》)。于是便想予以处置，亏得曹丕跟司马懿关系好，常常保护他，才得以幸免。

　　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不加隐饰地叙述了司马懿创业时的业绩和种种猜忍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覆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宣帝纪》)！

　　唐太宗李世民曾为《晋书·宣帝纪》作史论，指出了司马懿在性格、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矛盾或曰不平衡。原文如下：

　　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是故五帝之上，居万乘以为忧；三王已来，处其忧而为乐。竞智力，争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袭。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雾交飞。宣皇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1。丹阳兵

　　这是陶谦的老本，他自己就是丹阳人，作为徐州的老军阀，陶手中虽然没有好的战将，但是握有一支精锐的“丹阳兵”，因此也可以对抗曹操这样的大鳄。“丹阳山险，民多果劲，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精兵之地”，刘备增援陶谦的时候，陶谦赠送了数千丹阳兵给刘备。后来随着刘备转战千里的部队，就是这支精兵。其余的丹阳兵则在曹豹指挥下诱发了吕布夺徐州的战争，估计后来吕布的部下中不乏丹阳勇士。但是显然还有少许残留在当地的丹阳兵，他们成为好生食鱼鳖的广陵太守陈元龙部下，就是这点儿丹阳兵，后来竟然击退了小霸王孙策的渡江攻击！从刘，吕与曹操的激烈战斗看，我的感觉丹阳兵属于东夷孓遗，基本就是一支廓尔喀部队，能征惯战，吃苦耐劳，有项羽子弟兵之风。

　　2．陷阵营

　　陷阵营是一支独特的部队，人数不多，但作战极为勇猛，它的指挥官是吕布手下的大将高顺。人称高顺“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阵营”，说到陷阵营就不得不说说它的主帅高顺，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以忠诚闻名，吕布被平灭之后，一言不发而引颈受戮，这在反复无常的吕布阵营中颇为罕见，曹操对吕布手下无法劝降而杀的也只有他一人（陈宫是因为深知曹操底细，不能不杀）吕布的确没有帅才，对高顺不能很好使用，但深知陷阵营的战斗力，故此“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吕布的悲剧，也是这支精兵的悲剧。

　　3．白耳兵

　　白耳兵，是刘备的亲军卫队，刘备既然是个老革（老兵痞的意思），他身边的白耳兵自然也是深经战争的惊涛骇浪。值得一提的是白耳兵的指挥官陈到，陈到，字叔至，汝南人，随刘备身经百战蜀国建立后封亭侯，征西将军，协助李严镇守白帝，《三国志》称“征南（赵云）厚重，征西忠克，统时选士，猛将之列”。夷陵蜀军战败，陈到与傅彤断后，傅彤战死，陈到率白耳兵数百，几百杆枪就挡住了吴军的狂追，白耳兵战斗力可见一斑。这位蜀国猛将在《三国演义》里面居然连名字都没有，实在奇怪，因为他本来是刘备帐下仅次于赵云的悍将，这可能是因为罗贯中给蜀国写出的猛将之多已经大大超过了史实，只好委屈陈到了，另外陈到在历史上“名位常并赵云，俱以忠勇之将称”，有了一个赵云已经够典型，罗贯中可能在构思的时候将二人合并了，于是演义中陈到的威猛只好在赵云的影子里闪现了。

　　4．白马义从

　　沮授为监军，白绍：“瓒好白马，屡乘以破虏，虏呼为‘白马将军’。故选精锐三千，尽乘白马，号‘白马义从’，以实禁卫也。” 在三国的征战中，“白马义从”只是一颗流星，它是公孙瓒的精锐骑兵部队，可惜，只经过短暂的辉煌，就在界桥战役中被袁绍的大将鞠义歼灭了。公孙瓒是在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中以勇猛豪迈而成名的，他善使双头铁矛，《后汉书》曰：“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白马义从后扩充成相当规模的部队，一时威震塞外，乌桓“乃画作瓒形，驰马射之，中者辄呼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可惜，界桥之战公孙瓒碰上了他一生的克星鞠义，白马义从就此一蹶不振。“。…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雨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瓒所署冀州剌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这是一个典型的用弓弩击破骑兵的战例。值得一提的是有资料提到赵云原是白马义从之一，也算给这支精兵保留了种子。顺便说一句，《英雄传》记载，袁绍听到白马义从，有这样一段对话 -- 绍笑曰：“彼有‘白马义从’，某有‘大戟士’，安惧哉？”呼郃：“雋乂，盍为吾破之！”郃自张望不言 – 那么，张颌的大戟士，是不是袁绍军中的又一支精兵呢？

　　5．无当飞军

　　所谓无当飞军，是诸葛亮在征服南中后，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兵源，建立的蜀汉劲旅，和刘备传统的王牌军——白耳兵，以及西凉马氏军团鼎足而三，一时瑜亮。这支军队富有特色，从部队性质上说，给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类似于法国的外籍军团，是一支职业雇佣军。

　　蜀汉政权原来就曾经使用过三苗后裔的武陵蛮(从河南南迁，和西南夷不是一个体系)雇佣军，在伐吴战争中大显身手，连猛将甘宁都死于这些蛮族手中。七擒孟获——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的战争中，诸葛亮更充分认识到了南中少数民族的英勇善战。这并不奇怪，历史上，农耕民族普遍缺乏果毅精神，而游牧，渔猎民族则往往好勇斗狠。

　　随着南中战争结束，恢复和平，这些剽悍的战士便陷于失业，把这样的力量留在南方，无疑是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看看台湾在抗战后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带头闹事的就是从原日军中复员的台湾籍高砂部队成员。为此，诸葛亮对此实施了一箭双雕的有利政策，就是征召少数民族战士加入蜀国政府军，而经费问题，就由当地地方豪强解决。<华阳国志>记载亮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豪强，乃勒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栾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兼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从而在当地建立带有以夷制夷性质的地方军队，当地豪强得到社会地位，遂安于蜀汉统治，出金暮兵，使少数民族得到实惠，缓和了民族矛盾。同时，这些当地失业军人变成了政府军，如同在企业中得到了股份，成为少数民族中具备向心力的核心。其组成的军队熟悉民俗，较少激发问题。后来张嶷，马忠等弹压叛乱，夷汉部曲都是主力。

　　如此好处，自然不能让地方独享。同时，也为了彻底避免南方割据势力死灰复燃，在诸葛亮主持下，蜀国不惜本钱，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就是无当飞军的来历。这支军队的成员到达蜀郡以后，就成为蜀国的军户，世代为蜀国当兵为生，成为职业军人。时成都和南中的繁华不可同日而语，南中夷族素重勇士，故每有空缺，南人必奔走而告，刺血踊跃，以此为荣。让人想起英国军队在尼泊尔招募廓尔喀营雇佣军的场面。当然，当时南方人口不多，徉柯郡两万户，建宁郡万户，朱提郡八千户，兴古郡四万户，一下子调走一万户能征惯战的世家，对当地割据势力可以算是釜底抽薪。

　　无当飞军是何等形象呢？ 他们皆身披铁甲，能翻山越岭。，善于使用弓弩和毒箭，尤其精于防守作战。因为是举家迁移，所以俗以蛮姑为舞，皆团牌辟(披)发，号啸而进。<三国演义>在七擒孟获中，把这支还没有诞生的精兵配给了当地豪帅，银冶洞洞主杨锋，固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形象没有错的。如此奇装异服，风俗独特的军队进驻蜀都，肯定也带来不小的文化冲突，至少广大士族阶层一定是又好奇，又担心。为了能够给这些剽悍的战士以良好的管理，蜀汉委任治军严谨的魏国降将，巴西人(也可能是徐州沛人)王平为该军团第一任司令官。王平，字子均，识字不满十，与士卒同甘共苦，而生性谨严，训练苛刻，很少说话。这样一位既能服众，又严厉而带点儿阴沉的将军，实在是雇佣军太合适的指挥官人选了。

　　飞军不愧南中勇士的威名，英勇善战，在蜀汉的历次战争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一出祁山，配属马谡部战张颌于街亭——本来大概也因为马谡熟悉南中情况，希望他能够充分发挥这支军队的特点。。--因为马谡的失误而全军溃败，打断后的正是王平率领的飞军，一面死战，一面击鼓迷惑敌军，成功的掩护其他各部撤离战场，自己也全身而退，算是小试锋芒。

　　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令王平以副师屯南围，自设计围司马彝于祁山。司马懿抵挡不住，索性施展围魏救赵的招数，派张颌领主力大军攻打王平孤军。尽管当时王平所部无当飞军只有三千，只有魏军的二十分之一，但这些廓尔喀营式的勇士个个誓死如归，拼死抵抗，箭如飞蝗，张颌猛攻不下，司马彝的大营却已经被诸葛亮的大军攻破了。魏军退却，无当飞军却发挥山地兵团的特点，冲出营地，反击魏军后卫，前后夹攻，魏军大溃，损甲首数千。蜀国能在和司马懿第一次对阵时，取得相当优势，无当飞军死战曹魏猛将张颌的军团，居功厥伟。

　　无当飞军由于山地作战的特点，常被用于讨伐叛乱少数民族。延熙三年(公元240年)，汉嘉(今四川雅安北)蛮反，蜀汉出动向宠的宿卫兵代替其前去征讨，装备不可谓不精良，结果这位性行淑均的名将却死在了少数民族叛军手中，还是无当飞军从前线调回，才控制了局面。那应该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飞军了。

　　无当飞军的最后也极为悲壮，那是姜维九伐中原中的第八次，为了掩护主帅退却，5000飞军和末任司令官张嶷进行了最后一战，全军战死，史载杀敌辈之。以后，虽然还有飞军之名，并且在防守阳平关等战斗中有所表现，无当飞军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后补充一点，如果从血统上说，实际上飞军的成员包括两部分，南中夷族和青羌，前者包括叟，笮，炯，百璞等民族，后来成为彝族，布朗族等云南少数民族，精于射术，后者为氐羌和冉驰，自古有修筑碉楼的习惯，《华阳国志》记载了这些住在石碉中的民族夏秋如何入蜀为佣，打水井砌河堰，出售花椒苹果农副产品，冬春返回故里避寒的情形，石碉楼，记录了青羌的历史，也展示了他们善于守御的特点

　　雄踞于北固山后峰，寺宇若青龙之蜿蜒，故而北固山有“寺冠山”之说。《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中的“佛寺”指的就是这里。故事说的是东汉建安十四年 (209) 火烧赤壁后，刘备不愿将荆州归还东吴。周瑜和孙权遂定下“美人计”，以孙权之妹孙尚香为诱饵将刘备骗来京口联姻，企图扣留刘备逼还荆州。殊料诸葛亮神机妙算，刘备不仅迎娶了如花似玉的孙尚香，且顺利地返回了荆州。这便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由来。

　　古今游人来此，忆及这段趣事，不禁兴味盎然。

　　甘露寺始建于东吴，后经历朝扩建，始成今日规模。

　　试剑石

　　位于北固山中峰下面的两块巨石，石身各有一道裂开的缝隙，相传分别是刘备和孙权剑劈的结果。《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描写道：孙吴联姻，弄假成真，为争夺荆州之地，表面是亲戚，实际上勾心斗角。一天刘备与孙权同游凤凰池，刘备见池中有一块巨石，便拔下身上的佩剑，仰天默祷：“若能返回荆州，成王霸之业，剑下石裂，若死于此，剁石不开。”手起剑落，只见火光迸溅，石应声而裂。站在后面的孙权突然问道：“你为何恨这块石头？”刘假意道：“我年近五十，不能为国清除贼党，心中异常愤慨。我向天问卦，如能破曹兴汉，就砍裂这块石头，现果真如愿。”孙权暗想：“刘备莫不是用此话来蒙骗我？”便抽出剑来对刘备说：“我也来问天意，若能破除曹操，也把石头劈开。”一面却暗中祷告：“如能再取荆州，兴旺东吴，石头也裂为两半。”随即举剑劈开另一块石头。两人暗暗自喜，遂留下两块试剑石。

　　狠石

　　位于北固山后峰，形似羊，故又名石羊。相传孙权曾坐其上与刘备共商拒曹方略

　　溜马涧

　　位于北固山后峰。《三国演义》描述道：有一天刘备与孙权在甘露寺饮酒，只见江风浩荡，白浪掀天，波峰之上有一只小船，舟人驾驶自如，如履平地。刘备不禁赞叹道：“南人善驾舟，北人善乘马，信有之也。”孙权听了此话自思道：“刘备莫非是嘲笑我不会骑马？”就命左右牵过马来，飞身上马，驰骋下山，又加鞭回到岭上，对刘备说：“难道南人真不会骑马？”刘备听了便敞衣上马，飞奔下山，又回上山来，两人将马停在山坡上，扬鞭大笑。后人便称此地为“溜马涧”，又名“驻马坡”、“走马涧”。

　　多景楼

　　相传刘备来东吴招亲时，吴国太曾在此相亲，故此楼也称相婿楼；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出嫁前曾在此梳妆，所以又名梳妆楼。

　　北固亭

　　在多景楼以东，始建于明朝崇祯年间，又称凌云亭、摩天亭、天下第一亭。孙尚香惊 闻夫 君刘备病殁白帝城的噩耗后，曾在亭里设奠遥祭，旋即投江自尽，故此亭又叫祭江亭。